大陆司法官员“下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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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举行初任法官颁证与宣誓仪式

2014年3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慕平在全国两会分组会议上透露,近五年时间内,北京法院系统有500多名法官辞职调动离开法院,年流失人员数量还有增加趋势。

根据慕平提供的数据,北京法院目前一共有8576名工作人员,其中具有法官职称的4168人。也就是说,近年流失法官数量超过了一成。

与慕平院长抱有同样担忧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红宇。她在提案中“不完全统计”:2011年检察人员流失人数为6011人,2012年检察人员流失人数上升为6252人,2013年检察人员流失人数更是高达6415人。

“相比较而言,法院系统人员流失情况更为严重,尤其是中西部年轻、高学历法官流失问题更为严重!”刘红宇透露,某中部省份2008年至2012年全省法院流失人员共计2115人,其中法官为1733人,占到81.94%。

慕平说,离开的法官大部分经验较丰富,能力较强。离职原因主要包括:法官面临的工作压力大,职业风险高,待遇相对低,晋升空间少,职业荣誉感下降。

刘红宇同样把“压力大,待遇低”列为法官、检察官离职的最主要原因。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顶表示,有法官和律师双向流动是“好事”:“如果做一个好法官,只这么一点死工资,而当律师后办理一两个案子就是过去一年的收入。”但他认为,在目前司法环境下,职业荣誉和职业道德的因素更不容忽视:“有些案子法官没有决定权,判决结果可能由领导决定,或者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甚至由其他因素决定。法官审而不判,但他的名字要写在判决书上。”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翁晓斌其个人微信上呼吁关注法官离职问题时,也曾提及“无法独立办案”也是法官离职的一个重要因子。

法官、检察官应从律师中产生

那么多法官和检察官离职,去了哪里?

慕平说:“很多人当了律师,另外还有一部分当了公务员,或去了企业等。”刘红宇同意慕平的说法,称大量离职法官去当了律师:“我们律所就来了一位,已经当了基层法院的庭长,离职到我们这里当一名律师。”

黑龙江律师迟夙生则表示,“大批法官、检察官离职”是个伪问题,“我知道每年有大量通过了司法统一考试的毕业生无法进入法官队伍。愿意出来的出来,有愿意进去的进去。别拿6000多人数字忽悠着要涨工资!”

迟夙生曾任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提交过《关于修改法官法第九条的议案》,要求在《法官法》第九条担任法官必须具备条件中增加“年满三十岁,担任执业律师满五年”等条件。她认为,中国法院目前的问题不是大批法官离职,而是法官素质和资历差。

从律师中遴选法官,是外国通例,如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的国家,实行法律职业一元化,法官、检察官必须从从事律师职业若干年的人中选任。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也是如此。以美国为例,被任命之前的职业经历,1801-2001年期间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当中,54.35%在联邦或州的司法机构工作过,84.4%在联邦或州政府部门工作过,20.7%曾经是法学院全职教授,92.8%在私人律所工作过。1789-2010年期间任职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65%在联邦或州的司法机构工作过,85.5%在联邦或州政府部门工作过,16.4%曾经是法学院全职教授,96.6%在私人律所工作过。

“当法官是法律人的最高职业目标和荣誉。”迟夙生建议,法官、检察官应从律师中产生。

自2001年《法官法》、《检察官法》修订以来,中国司法系统已经吸收了一批优秀的律师出任法官和检察官。安徽律师汪利民2002年出任安徽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成为中国第一位直接由职业律师出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的“律师法官”。内蒙古律师郑锦春也于2005年出任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现在却出现了不当法官当律师的现象,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警惕滋生司法腐败

刘红宇委员的提案称:“法官、检察官流失,司法人才断层现象严重,亟须进行摸底调查,分析流失成因,制订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推进法治进程。”但她并不反对法官转行为律师:“转行过来的律师具有法官的思维,了解法官的思路,有利于案件的办理。”

朱孝顶从另外一个角度支持法官转行为律师:“如果有大批优秀法官离职,可以倒逼国家加强司法公正。”

迟夙生则更担忧具有法官背景的律师影响司法公正:“人脉混熟了,关系网织好了,离职当律师赚大钱去了。特殊的工作经历和人际关系背景,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介入诉讼和现在任职的法官老同事、老朋友进行各种沟通,推波助澜造成司法腐败。”

对这种现象,朱孝顶同样表示了担忧,并给出了例证:2008年10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郭生贵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郭生贵被认定受贿和贪污折合人民币797.28万元,而他的主要“诉讼掮客”,除了他的弟弟张凤海(随母姓),还有一位曾经在郭生贵任职过的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实习后下海当“律师”的张汝平。

张汝平现象并非个例。2011年9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欧绍轩被判处死缓,向他行贿131万元的律师龚志成,也曾在法院工作;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原助理审判员李小平,从法院离职后成立拍卖公司,为承接法院委托的拍卖业务,先后行贿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50万元。

朱孝顶说,应特别警惕法官和律师勾结进行“集团化”的司法腐败,“以前通过在法院安插代理人获利,现在自己跳出来当律师,不是更方便了吗?”

刘红宇说,离职法官当律师有两个腐败的“优势”,一为通过以前的资源揽案源,二为通过以前的关系影响判决,“这是我们要警惕和坚决反对的。”

退休法官介入司法活动
迟夙生强调,除了现职法官和检察官离职当律师,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退休法官介入司法活动。她介绍,有的地方对50多岁的法官“一刀切”提前退休回家,致使许多有经验的法官在法律知识、经验刚刚成熟期就提前退休,身体状况很好,闲下来又无事可作,于是加入到非律师的法律服务的队伍中,利用他们的资源影响司法公正。

朱孝顶介绍,有法官背景的律师、法官和律师的亲属以及同学等关系,对这些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最高司法部门早有关注。

2004年,最高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明确法官不得向当事人推荐律师、律师不得邀请法官娱乐等。司法部随即出台惩戒规定,明确律师在执业中如向法官行贿一经发现终身不得从事律师职业,建立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良行为投诉制度。

各级法院也推出了执行细则。例如,2004年12月下旬,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审判人员回避制度、规范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全省法官亲属和离退休法官从事律师职业的情况进行登记。随后,该法院发布了全省178名法官亲属从事律师职业的情况,以及981名近两年内离退休法官的名单,接受社会监督,“如发现作为法官亲属的律师代理其‘亲属’法官所在法院的案件,或离退休法官在离退休两年内代理其原所在法院的案件,可直接举报,全省法院将无条件予以查处。”

2009年,最高法院再次发布“五个严禁”,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2011年,最高法院又出台《关于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要求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实行任职回避。

“一再出台规定,正说明这些规定起到的作用不明显!”迟夙生说,相关规定很容易被规避,无论是与法官有特定亲属关系的律师,还是退休和离职的法官,本身就不会高调代理,而是隐身幕后,暗中指导运作。

刘红宇委员说,法官和检察官离职已经不是个别现象,“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情况”,她在提案中建议:“由中央主管单位牵头,由各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作为实施主体,针对政法系统人员的流失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研,分析成因,制订有针对性、科学性的具体对策,有效解决司法人才流失问题,加强司法队伍的职业保障和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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