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落马高官多居“副职”

2014/4/16 王雅 凤凰微媒体

image

习近平新政已近两年,反腐成为新决策层最显著标签。周永康、谷俊山被一一拿下,李鹏、徐才厚也陷入被调查传言。看似得尽民心的反腐大潮也并非没有批评之声。曾有媒体总结,历数本次被打下的“老虎”,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脸谱:副职多、退居二线多、偏安一隅的多。

对2012年后落马的23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进行梳理,其中仅仅有国资委主任、前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和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两个正部级官员,剩下的21人全部是副部级,比例高达91%。这种“副职落马”的情况已经成为现象级问题。


那为何会出现这种正位岿然不动,副职频频落马的情况?是因为原本副省部级官员数量基数庞大?还是因为他们的位置和权力更容易导致腐败?抑或一把手因为位高权重,众目睽睽而比较谨慎,还是因为怕用力过猛,积怨太深而影响大局,从而做出的妥协之举?


落马高官特点:副职多、二线多、偏安一隅的多

综合梳理这23名落马的副部级以上高官,他们的职务覆盖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国企五大序列,其中被调查人数最多的部门是政协,仅次于政府序列,远高于人大和党委系统的落马人数。这个被民间称为“花瓶”的政治协商部门为何沦为腐败“重灾区”,多维新闻在《政协被瞄准“在劫难逃”不做“政治花瓶”》中曾有过详细阐述,此处不赘述。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23名官员中,落马时在中央任职的官员有6人,在地方任职的有17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有3人,湖北有2人,落马高官的地域分布也并非巧合,暗合此次周永康案中四川、湖北官场牵扯甚深。尤其是李春城、郭永祥、李东生、吴永文、王永春、冀文林、蒋洁敏都是周案调查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姓名 职位 行政级别

蒋洁敏 国资委主任、前中石油董事长 正部级

李崇喜 四川省政协主席 正部级

李春城 四川省委副书记 副部级

吴永文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副部级

衣俊卿 中央编译局局长 副部级

刘铁男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副部级

倪发科 安徽省副省长 副部级

郭永祥 四川省原副省长 副部级

王素毅 内蒙古省常委、统战部部长 副部级

李达球 广西政协副主席 副部级

徐龙 中移动广东分公司董事长 副部级

王永春 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 副部级

季建业 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部级

陈柏槐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副部级

郭有明 湖北副省长 副部级

许杰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 副部级

付晓光 黑龙江省原副省长 副部级

廖少华 贵州省常委、遵义市委书记 副部级

陈安众 江西人大副主任 副部级

童名谦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副部级

李东生 公安部副部长 副部级

冀文林 海南省副省长 副部级

金道铭 山西人大副主任 副部级

十八大后落马的高管中,在行政级别上副部级居多,在职位上副职更是占绝对多数。


这些“老虎”共同呈现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副职多,落马时担任,或落马前最后担任的职务为副职的有21人,比例高达91%。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官媒新华社亦曾观察到这种情况,这些落马官员大都在50岁至65岁之间,唯一的例外是48岁的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他也是22人中最年轻的。年龄最大的是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65岁。一般来说,副省部级官员退休年龄最迟为65岁,60岁以后退居二线,在人大或政协等任职。退居二线的干部被安排担任人大、政协或其他机构的副职,这是落马高官中副职较多的重要原因。


猜测一:担忧官场动荡影响大局

对于这种落马高官“副职居多”的情况,一些西方媒体的直接结论就是习近平为了稳定全局所做的“妥协之举”。这个结论的得出源于他们对于中共反腐的某种认识,一是习近平反腐并非为了救党图存,而是为了稳固权力。二是反腐已经震动官场,官不聊生。


当中国人在总结当下官场现状时,经常使用“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来隐喻中共领袖的两难选择。江、胡时代中共执政的重心都是放在经济发展之上,巨大的经济红利一度遮住了腐败的黑幕,但是在胡锦涛执政末期,官员腐败给中共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已经暴露无疑。但是习近平和他的搭档王岐山选择了一种“急攻”的方式来救党存国。从目前情况来看,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周永康案,一旦对外公布,有可能成为中共建政后最大的贪腐案件。但是这种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措施却似乎在体制内遭到了或多或少的阻挠。


在一些外媒报道中,习近平反腐阻力来自于多方面,尤其是周永康案之后。周2013年被中纪委调查人员拘留,他的家属以及他在安全部门、能源行业和政治机构工作的数百名亲信也被拘留。如果他受到公审,那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被控以腐败罪名的最高官员。


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31日报道,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江泽民曾向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这场反腐败运动的步伐不能搞得太快。同时该报道也称,参与执行反腐败的一名人士表示,一年前被习近平接替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对反腐败努力表达了保留意见,警告其继任者不要过分扩大反腐运动。江泽民和胡锦涛认为这场反腐败运动已走得够远。他们担心,一场严厉而持久的反腐风暴可能削弱党内基层的支持,威胁中共统治的稳定。


这种报道并不能在大陆媒体出现,普通民众看到最多的是中基层官场所发生的强烈地震。从八项规定到整风运动,从中央巡视组再到亲自坐镇河北民主生活会督查批评与自我批评,习近平的一系列“大动作”让官员们红了脸、出了汗。据官场人士透露,以往外出考察动辄住星级宾馆,现在也开始向普通标准间过渡;以往常规格的办公场所,也开始搞隔断缩空间。再加上王岐山雷厉风行的辅助动作,比如拿自己开刀清退会员卡、开通网上举报通道,以及对官员亲属的限制性规定等,都让“官不聊生”的氛围浓烈且日甚。一方面是官场多多少少的不满,一方面是向民众做出的“打老虎”承诺,在这种情况之下,打掉几个副省部级的官员,既可以安抚民心,又可以让官场不至于太动荡,根本目的是为了不影响大局。


但是仅仅用这一个原因来解释,就过于轻视了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和意志。“老虎”多是副省部级官员这种现象,还有更为深刻和现实的原因。


猜测二:省部级干部超4,300名副职基数庞大

之所以在这两年中落马官员正职和副职比例悬殊,一个很关键的客观因素就是副职官员的基数庞大,每个部门,每个岗位,必然只有一名“一把手”,却往往配以多名副职。


通过对中共党、政、人大、政协及其他事业单位的全面梳理,可以发现在今天中共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包括军队领导,省部级以上官员总数将超过4,300人。


其中,在政府系统中国务院及组成部门(28个部委)平均每部门约9至10人,共约270人。国务院直属机构约85人。6个国务院办事机构约40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约80人。在人大系统中,全国人大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15人,共16人,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共88人。政协序列中,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共32人。专门委员会142人。在党务系统中,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129人;157家中央直属企业有500名省部级官员,国有或国有控股各大银行、保险公司有30人。


在地方上,各省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及副省级市都有大量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每个省约43人,31个省共约1,330人。副省级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领导正职为副省级,共约50人。再加上法院、检察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书记处等等,不包括军队领导。总数4,300人以上。如果不包括两院院士,则是近3,000人。这仍为保守的数字,实际可能更多。在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副省部级官员,正副比例难以准确核算,但约为10%甚至更高,而这个比例,也和这一轮反腐中正副落马官员91%的比例基本相符。因此可以说,之所以落马省部级官员副职居多,基数庞大才是最重要的客观因素。


猜测三:多是地头蛇坐地升迁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由于在党领导一切的前提下,从中央到地方,“一把手”省委书记握有地方上人事、财政、组织各项大权。每个省级党委领导层中,除了1名党委书记还有十几位常委,他们中的多数是副省部级官员。实际上在地方文化中,这些官员才是这个地方实际的权力拥有者。从客观来说省委书记多是中央从异地调来,而这些副职官员却通常是本地或者本系统内升迁,坐地生根,不仅在当地人脉广泛,也因此极易发生问题。


从主观来说,省委书记因为地位、身份,往往置身于公众和媒体的聚光灯下,他们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私生活上也通常会极为谨慎,因此在个人及财产问题上也甚为小心,不该伸手的时候也绝不伸手。而那些副职官员,一方面他们直接握有权力,和企业、个人等社会各个阶层面对面打交道,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着一种“天高皇帝远”,怎么查也查不到我的侥幸心态。


各地方省委书记一般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接决定,或由当地省委全会的形式选举。实际上,更多的是进行异地交流。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异地为官,通常被认为人情牵绊更少,利益关系更简单。对于省纪委书记的工作来说,人情利益更是大忌,少一分纠葛就少一分掣肘。


首先,在对目前31省省委书记进行盘点,可以发现只有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和山东市委书记姜大明是正宗的本土干部,其余人多有在两省甚至两省以上的工作经验。而在十八大后最大一波省委书记人事调动中,当时的11个省区市的新任党委一把手中,有7位是异地交流。而相比省委书记的异地交流,地方常委中的副职,包括省长、常委通常都是在本地升迁,关系网庞大,自然也容易发生官商勾结,为己牟利的事情。


其次,省委书记作为中共权力架构中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往往要统筹全局,负责全面工作。而具体工作,则是由副部级别的省长、副省长等人主抓。这些行政官员,又通常是在本系统内升迁而起,例如刚刚被调查的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就长期在发改委系统工作,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庞大的政府项目建设投资在此期间密集推出以拉动经济增长,这项工作主要由发改委系统来完成。曾有官员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称“从立项到审批,必须通过发改委,他们的权力太大了,很容易出事”.


第三,在个人层面上,省委书记作为一方诸侯,位高权重,自然常年聚焦在镁光灯之下,如胡春华、孙政才这种人,更是被看做是政治明星,一举一动都被公众看在眼里,这种监督迫使他们在行事上不得不小心翼翼,不能越雷池一步。更何况,作为省委书记的他们,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是将人生目标放在“权力”上,曾有中共党内人士称,在官员中,通常把成为“政治局委员”或者“常委”作为光宗耀祖,能够名留史册的标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自然也不敢放肆,免得前功尽弃。而对于那些“二把手”来说,尤其是年纪已经接近退休,仕途碰到“天花板”的那个群体,就已经对于“晋升”不抱有太大期望,被“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驱使,贪腐也就随之而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十八大后落马的副省部级高官中,退居二线多、偏安一隅多的情况出现。

返回文章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