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务员离职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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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河南6成公务员想过辞职

今年以来,在中央出台一系列禁令严控政府花费之后,公务员待遇问题、公务员离职的消息屡屡见诸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内地有媒体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发现在中央各项规定和禁令之下,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有不少人表示考虑离职。

各地公务员离职潮暗涌,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两轮公职人员下海经商潮。但时过境迁,以目前中国大陆持续恶化的营商环境,以及公务员仍具诱惑力的待遇水平,这一轮公务员辞职下海,未必能掀起大的风浪。

“以后别叫我支队长了”

4月1日,何燕东走进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开始了其作为专职律师的第一天。

长达10年的公务员生涯就此终结,何燕东显得相当轻松。“现在是个体户,以后别叫我支队长了。”老朋友见面,他往往这样招呼。

接受采访时,何燕东戴着一副黑框窄边近视镜,1米75的个头,肚子微微发福。他是云南昆明宜良县人,2003年7月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考上广东省工商系统公务员,分配到中山市工商局工作。这十年,他先后在基层工商分局干过多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最后调到中山市工商局经检支队任副队长,从事经检执法工作。

中山市目前基层公务员年收入在12万元左右,像何燕东这样的科级干部,年收入可以达到15万元,在中山这个三线城市,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现在辞职做律师,事务所给我的工资是3000多元,扣除社保之后,只有2800多元。”何燕东在所里还要实习至少一年,才能单独接案件,但他并不后悔。

2008年,何燕东通过全国司法考试,获得律师资格,次年又考取了中山大学法学硕士班。今年以来,他在中山大学法学硕士班的同学中,已经有5人离开公务员队伍:一个佛山三水法院的法官、两个东莞法院的法官,还有两个是昆明工商局的公务员。

何燕东早就有辞职做律师的念头,因为家庭的拖累,迟迟没有下决心。现在,他女儿已经上幼儿园,妻子在一家中学教书,家庭经济压力不大。今年2月,遂正式提出辞职报告。

虽然单位领导一再挽留,何燕东还是在3月底办理完所有离职手续,户口、人事档案都转入中山市人才交流中心,自己掏钱买社保,成了名副其实的“个体户”。

尽管离职后个人收入有很大落差,而且这两年起步会很辛苦,律师工作还是让何燕东“回到2003年刚参加工作时的充满激情状态”。他感觉一下子自由了,没有了上下班时间的约束。

“我们学法律专业而且考得律师执业资格证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想法,希望在事业上谋求一些个人突破。”何今年35岁了,如果留在公务员队伍里,以他的性格和外地人身份,仕途没有多少发展空间,熬到退休最多能混个副处级,深感再不出来打拼,就有可能彻底失去机会。

他从心底里喜欢律师工作,计划花三五年时间打基础,40岁时事业走上正轨,“今后再不济,也应该比公务员状态好”。

2014年4月12日,湖北省公务员考试开考。尽管报考人数同比减少,竞争仍非常激烈。

待遇偏低困扰基层公务员

或许是出于法律人这种创业冲动,最近几年,中国司法系统持续出现较大面积的人员流失。去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人大代表李远方、西城区法官赵海等9人联名提出议案,要求“提高法官待遇、解决全市法院人员流失问题”。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2008-2012年,北京市法院流失了348人,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预计未来每年将有超过200名法官离职。

不仅仅是北京,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透露,2008-2012年,江苏全省法院流出人员2402名,其中法官就有1850名。同期,河南法院系统也有56名法官辞职;而山东省三级法院2003年以来共减少法官2100名,法官数量连续多年出现负增长。

尽管没有法官队伍的流失那么严重,各地政府序列里基层公务员离职现象也非常普遍。今年1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一名曾在市级机关工作了7年的“80后”公务员,毅然辞掉公务员工作。这位“80后”公务员自称,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现在人生已步入而立之年,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失败者)。

安徽省庐江县某乡镇公务员,在工作近一年以后,于去年9月离职。促使他离职的原因是收入太低,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1800元,还不及当年他在外企实习时的四分之一,而那些在乡镇政府干了三十多年的同事,目前工资也才3000多元。这让他非常忧心,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现在广东中山打拼的严必俊,也是一名来自福建三明市欠发达地区的乡镇公务员,基层公务员待遇偏低,是他离职下海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90年代,严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回家乡的镇财政所工作,后来通过成人高考进入厦门大学会计系本科班脱产学习,2003年考取会计师职称,接着又成功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和中国注册税务师资格,被提拔为镇财政所长。

虽然身居所长位置,但严必俊的年收入只有2万多元。2006年,他做出一个让全家人都反对的决定:辞去公职到广东打工。初到中山,严毛遂自荐进入一家税务师事务所打工,试用期月薪为1500元,试用期满后提到3000元,5个月后提到6000元。

2007年底,当地一家家电代工厂聘请严出任企业财务总监,年薪20万;2010年,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请他出任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年薪继续上翻。短短5年时间,严必俊收入增长了几十倍,但他在2012年底再度转身,辞去上市公司高管职务,独自创办了一家财务网站,从事企业财务人员实操技能的培训。

严必俊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不过,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如果他是发达地区的公务员,肯定不会辞职出来,毕竟“发达地区的公务员收入并不低,工作也很轻松”。

官员辞职转任民企高管

严必俊所说发达地区的公务员,以广州为例,目前处级干部年薪应在18万元左右。但即使是这样的“高薪”,也未必能安抚那些躁动的公务员。

公开资料显示,深圳市每年都有约60名公务员离职,广州市从2013年至今,已有6名处级以上官员辞去公职,进入企业担任高管;如果从2007年算起,广州辞职的处级以上官员达到11人。

据媒体披露,这11名辞官的高级公务员中,有8人出自城建系统,分别在国土、规划、建设部门任职或分管城建工作,其中有7人在辞职后进入房地产企业担任高管。另外3人分别是来自经贸系统的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崔新宇、广州南沙区原常务副区长孙雷,还有来自警界的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

这11名公务员辞官后,有10人留在本地发展,只有孙雷远赴浙江杭州萧山区,担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去年8月28日,在杭州萧山区政府与传化集团共同打造的萧山科技城启动仪式上,孙雷首次以总裁身份接受当地媒体采访,信心满满地表示,萧山科技城“三年打基础、聚核心,五年出形象、提速度,八年成规模、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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