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官员独董”再涌现

大陆媒体报道称,“凌副主任名义上是调离,实际上就是‘裸辞’,央行干部退休后的养老、医疗方面的待遇都要放弃不享受了。”对于央行上海总部原副主任凌涛空降均瑶集团,凌涛原来的一名部下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猜测,他“要去大干一场”,因为他“按年龄算,退休是在7月份,但他6月份办的(辞职)手续”。

央行上海总部原副主任凌涛退休是在7月份,但他6月份办的(辞职)手续,这样的后果是央行干部退休后的养老、医疗方面的待遇都要放弃不享受了。而最终去处则是空降均瑶集团。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这位中国央行主任级别的人物放下优厚的退休待遇而去前途并不是很确定的民营银行?

据属下工作人员称,他到民营银行是想大干一场,但过真如此吗?由于央行没他施展余地,退休后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反映了中国央行在用人方面存在过失问题,或者中国央行也该反思了。

但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在中国,可能对“官员独董”现象并不陌生,中国官员离退休后往往都被高薪委任为某企业董事长,被成为发挥余热,有需求就有市场,反过来,有市场就有需求,中国公司中“官员独董”大量出现有其现实土壤,聘请一些曾经显赫的官员当独董,有些企业期望借用官员独董的权力、人脉,为企业争取在正常情况下争取不到的便利和好处。而一些官员热心发挥“余热”,在位时为企业提供便利,与企业搞好关系,退休后以任独董的方式将“权力变现”。但这样的后果也很明显,这些无疑都模糊了、甚至搅乱了政商边界,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容易给贪腐者留下可乘之机。有可能会为公司争取到更多资源,“让官员做独董,对企业是很有好处的,却会导致不公平竞争。

现如今,中国已经加大了对独董的清理速度,已经有多名独董退出。

实际上,中国央行放弃优越的退休条件而选择去民营银行与上述现象有相似地方。

中国央行的定位本就是带有政府职能,中央银行是“发行的银行”。中央银行除了独占货币发行权,是中央银行发挥其全部职能和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基础以外,中央银行是“政府的银行”。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代为管理财政收支以及为国家政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等。另外,从人们对央行高层领导的称呼也可以看出,央行高级工作人员被普遍称为“央行官员”,在中国一个“官”字代表了不同的含义,不再是一个人职位定位的单独符号,而成为了一种身份、享有社会和公共资源的象征。

从新闻中可以看出,这位央行副主任工作经验丰富,人脉应该不错,凌涛出生于1954年7月。上述其部下称,此前凌涛作为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分管过调查统计研究部、金融稳定部、跨境人民币业务部、综合管理部。而凌涛离开央行系统后,其原领导岗位接任者尚未明确,目前央行上海总部其余几位党委委员暂时分摊了凌涛的岗位管理职责。

无利不起早,民营银行选择他目的也很明确,据分析称,该副主任有三点优势适合坐镇一家新银行。第一,“他是一个‘上通资源’的人”。该友人称,一家民营银行从筹建到业务开展,包括如果未来还有一些新业务申请,必须要有一个上能跑动央行、银监的人,同时又能和本地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凌涛的从业背景能助他一臂之力。

另外,其友人认为,该副主任“理论素养好,口才一流”,对流动性管理、存款保险制度等话题“讲起来都头头是道”,是能在大方向上把脉的人。其原部下还告诉本报记者,在自贸区的工作中,他参与较多,与之暗合的是,此前有媒体称,均瑶复星的这家民营银行就注册在自贸区内,名为“华瑞银行”。

所以,这也不难看出民营银行的尴尬地位,虽然近几日报道称民营银行终破茧,但究竟前景如何,不能不令人担心。据大陆媒体报道,大陆银监会日前已正式批准三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它们分别是腾讯、百业源、立业为主发起人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正泰、华峰为主发起人的温州民商银行;华北、麦购为主发起人的天津金城银行。

因此,在中国大的游戏规则和民营银行的生存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中国固有的丛林法则的前提下,凌涛现象不是“前无古人”,也注定不会“后无来者”。

“官员独董”大致分5类

第一类是长期在党政系统任职的“典型官员”。第二类是曾经长期待在国有企业,或是后来从国有企业下海的“商官”。第三类是有过官方身份的“官方学者”。第四类是曾转行去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第五类是长期在行业协会、基金会任职的“协会官员”。

“官员独董”出自北京的占近四成

从地域来看,来自北京的“官员独董”数量远超其他地方。这些“官员独董”中,长期从政地是在中央的有375人次,占总数的34.1%;若加上曾扎根北京市系统的官员46人次,可以发现,曾长期在北京的“官员独董”占总数的近四成。

中央与省两级独董占总数近八成

从单位级别来看,中央与省两级均盛产“官员独董”。最高曾任职中央级单位(以下简称“中央级”)的“官员独董”共412人次,而最高曾任职于省级单位(以下简称“省级”)的,也多达427人次,这两部分“官员独董”加起来占总数的近八成。

对比各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与该行业的“官员独董”数量,可以发现,“企官比值”最高的是金融业(仅包括货币金融服务业和资本市场服务业),每一家该类公司就有2.68人次的“官员独董”。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航空运输业紧随其后,“企官比值”分别达到1比1.25、1比1,这意味着这些行业每家公司都至少有一位“官员独董”。相比之下,互联网、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官员独董”并不普遍。例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共有213家,总共只有83人次的“官员独董”,一家公司仅仅对应0.39人次。

9.7%“中央级”“官员独董”偏爱信息行业

从行业的选择来看,“中央级”“官员独董”明显集中

在信息技术、金融等“高大上”领域:比如9.7%的“中央级”都集中在计算机、通信业的上市公司里,省级则仅占5.4%;在资本市场服务业,有13人次的“中央级”官员,而省级仅有5人次。而“省级”“官员独董”自己的优势行业是医药制造业,7.5%的“省级”官员汇聚于此,多达32人次,相比之下中央只有19人次。

■拿多少钱?2013年“官员独董”共领年薪7700多万

仅从年报披露的薪酬来看,2013年这些“官员独董”拿走的年薪共计7733.34万元。不过,其中有96人次薪酬因种种原因暂定为0或未在年报中公布。

“中央级”“官员独董”年薪高出平均线1.55万元/人次

级别越高的“官员独董”“吸金”越多———在2013年拿到最多钱的五位独董中,有四位都是“中央级”。剔除0元年薪的独董之后,“中央级”“官员独董”平均年薪为9.25万元/人次,远远高出平均线7.70万元/人次,而且是唯一高出平均线的群体———所有“官员独董”2013年的平均年薪是7.7万元(剔除0元年薪者)。其余的省级、市级、县级,全部低于平均线,其平均年薪分别为7.00、6.53、4.83万元每人次。

■是否都离任?提前离任的“官员独懂”仅有10.4%

不过,截至2014年6月29日,这些“官员独董”中,70%仍然在任,仅有10.4%的“官员独董”选择了提前离任,还有19.6%的人士本届任期自然结束,但不知道是否已经连任。

曾任职发改委系统的官员选择提前离任的占15.8%

在近来愈演愈烈的反腐态势下,“官员独董禁止令”对一部分人群产生了影响。截至6月29日,曾任职发改委系统的“官员独董”对禁止令“最敏感”,15.8%选择提前离任;其次是当过秘书的“官员独董”,15.2%已经辞职,这两个群体的离任率均大大高出平均离任率(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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