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官宽严两难

 中共近两年的强力反腐与从严治吏,令很多政府官员行事变得低调谨慎,纷纷开启“自保模式”。甚至有人“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

“虽然饭不敢吃了,礼不敢收了,但事情也不好办了”。因为公司最近要组织召开一个高级别的论坛会议,小王此次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国家部委的一些官员出席会议。不过,往年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他们都不愿意去外地出差,接待标准不如以前,礼品也不敢收。即使到了当地,想吃个饭联络下感情都找不到人。”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7月17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现在一些干部对招商引资顾虑较多,不愿同客商过多打交道,担心企业出了问题自己受牵连。强卫说,有人担心高压反腐影响干部士气和队伍稳定,有人认为严管干部影响发展环境,感叹什么“为官不易”“官不聊生”,进而“为官不为”,当“好好先生”,这都是十分错误的。

7月24日,《湖北日报》刊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讲话。李鸿忠表示,要坚决破除反腐败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清廉为官与事业有为相矛盾等所谓“影响论”和“矛盾论”,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现在出差要赔钱

“不是不想去,是真赔不起。前几天我陪司长去武汉出了趟差,两天赔了400块。”刘晓阳(化名)是某国家部委一个综合处室的负责人,因为司局级和处级差旅费报销标准不一样,他自费补足了二等座与一等座车票的差价,往返一共400块。而他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也不过7000块钱。 

这是他几乎全部的收入。部委机关里没有季度奖、年终奖和加班费,过节费基本也销声匿迹,只在每年年终时多发一个月工资。刘晓阳所在的部门,属于国家部委的非业务部门,没有什么实权,清水衙门一座。上有老下有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生活,日子过得很紧巴。

他不反对中央的高压反腐和从严治吏,但这些措施让他感觉过于严苛:“两个人一起出差,两个车厢?司长是说要陪我坐二等座,我能答应吗?”让他觉得不近人情的,还有交通费、伙食和住宿补助。像他这样的处级干部,一天的住宿补助是每天80元,这点钱住快捷酒店的标准间都不够。交通费补助90元,只补助离京、返京两天。餐饮补助每天50元。 

如果一次要去几个不同的地方,中间的交通票据必须齐备。有一次,刘晓阳从上海到苏州,因为接待单位也要去苏州办事,就顺便送了他一段。谁知回去报账的时候出了麻烦,因为没有这段行程的交通票据,会计没法做账,就让他写情况说明,还要对方签字证明,折腾了好几天。“太麻烦了。如果每次出差都这样,那我宁愿不去。”

其实,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补贴一直都不高。据刘晓阳回忆,刚参加工作时,他每天的补助只有18元,几年后才涨到30元,不过,那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事情。当时出差,都是地方单位接待,住宿、餐饮包括回程机票都不用考虑,因此根本感觉不到。而财政部今年1月份新修订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已经将每天的30元补助提高到了80元。 

但问题是,现在地方单位的管理也收紧了。以前这些“部领导”根本不用考虑的芝麻小事,现在变成了头等大事。“还没去呢,对方就打来电话,以万分为难的口气商量,解决住宿真的有困难”,刘晓阳说。

饭局也少了很多。像他这样在普通行政岗位上的处级干部,虽然没有什么决策权,但在一个领域浸淫已久,朋友还是有一些的,平时饭局不缺。不过,现在要想出去吃饭,只能自费。“前几天,我和另外一个处长约着出去吃饭,想了一圈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我们俩就自己去了。” 

大陆餐饮业的惨淡,也侧面证实了这个说法。经历了去年餐饮业增速十年来的最低谷,高端餐饮公司纷纷谋变。继A股民营餐饮湘鄂情转战互联网,百年老字号全聚德在网上卖起了烤鸭,而高端川菜馆俏江南在推出团购业务后,又在重庆卖起了盒饭。

还有车改,“部委还好办,基层怎么办?”刘晓阳说,县长和乡长是在基层工作的,每月700元车补,他们怎么到村里调研?只能不去或者尽量少去。“这么多年为什么改不下去?就是因为实际情况复杂。如果觉得中央一‘打雷’,地方就‘下雨’,那就是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警惕逆淘汰 

普通民众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一个在网络流传的段子极尽调侃:“最近,陆续发现各地领导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有的会亲自打伞了,有的会亲自开车门了,有的会亲自拎包了,有的会亲自拿水杯了,有的居然会亲自写讲话稿了,值得可喜的是竟然会拉老婆手了……其实人民群众对领导的期望也不是很高,只要生活能基本自理就可以了”。

喜闻乐见的段子,最能说明一种现象的普遍性。而人民论坛7月份发布的一份调查问卷,其结论也能够予以支撑。这个针对官员群体的调查显示,中共强力反腐与从严治吏,使得相当一部分官员不适应,心态也有些不稳定。这种摇摆,按照程度由轻到重,又表现为“郁闷”、“顾虑”和“害怕”。如今官员最怕“工作上出事儿”,最郁闷“工资收入低”,最大的顾虑是“得罪人”。

对于官员们的这些困扰,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显得不能理解。一些民众认为,这些官员选择的参照对象有问题。“像国家部委,一些普通岗位的公务员,工作能力和承受的竞争压力有限,非要和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比薪酬,这有可比性吗?”还有民众直言不讳,觉得公务员不过是在自怨自艾,“以前才是不正常,现在刚刚正常就不习惯了?待遇低可以辞职啊,真刀实枪到社会上练练,看到底是不是精英。”

但事实上,一些公务员跳槽下海,只不过是体制内资源在市场变现的一种方式。那些能够成功跳槽到比较赚钱的岗位的,往往是在部委已经获得一定级别,并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知识积累和人脉的。而那些在普通行政岗位积累工作经验的公务员,一旦离开所在单位就会“人走茶凉”,在市场上的价值基本为零。加上岗位职责限制,工作内容单一,缺乏历练,很多人已经丧失在市场搏杀的能力。“离开现在的单位,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一位基层公务员说。

按照中组部干部管理规定,硕士研究生毕业7年为提拔副处最低年限,副处2年为提拔正处最低年限,也就是说硕士毕业后理论上至少9年才能提正处,按硕士毕业25岁算,提到正处至少34岁;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两个级别各延迟1年就算非常非常快了,即硕士毕业11年,36岁。也就是说,即便在部委机关,大多数70年代末生人还处在正科、副处的位置上,更别说一些基层单位了。

与此同时,中共对于一些所谓实权岗位的限制也愈发严苛。2013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一位在部委工作的年轻人很苦恼,他等了10年,房子还没有分到。每到分房子排队,就会发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很多人,排在他前面。排名顺序靠打分,其中工龄最重要,因此分到房子的很多都是复转军人。因为复转军人工龄从初高中毕业参军算起,而他是读完博士才上班,这样就差了高中、大学、硕士、博士12年工龄。后来,他实在等不及了,就在通州买了一套房,和在公司打工的年轻人一样,每天挤公交,每月付房贷。

一位中直机关的官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现在公务员的福利几乎消失殆尽,除了大城市还在乎的户口,分房也成了“千年等一回”,机关很多年轻人现在一样要供房贷,如果养老再并轨,估计会形成新一轮辞官潮。

但就记者接触的机关一些年轻人,目前真正准备付诸行动的几乎没有,年纪大、有一定职级的就更少。毕竟机关对于年轻人的吸引,不仅遇,还有整个社会对于公务员群体的观感。中国官本位观念浓重,在大多数人看来,公务员算是一种“成功”的人生,更何况是在中直机关或者国务院机构工作,这令他们获得金钱之外的另一种成功感。他们的不平衡在于,“在机关耗了十几年,还没有享受到领导的待遇,忽然之间这些待遇可能马上就要不存在了”。 反而是一些新近进入的年轻人,想离开的人所占比重较大。上海一家部属单位的纪委书记说,他们单位每年新入职的有180多人,有一次他召集其中18人开会,问是否有人因为待遇低想离开,结果当场举手的就有4个人。他感到有点意外,“没想到比例这么大”。他认为,就目前的收入情况,这些年轻人在上海的生活几难维系。“普通民众对于官员群体存在误解,不能将贪官污吏等同于普通公务员”。

地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东部与西部地区就不一样,在西部一些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省份,受观念与就业环境影响,即使待遇低,机关与事业单位仍是很多年轻人的首选。

谈到近来热议的公务员加薪,这位书记认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的理由是,如果平均加薪1000元,整个社会都不会答应,而即便是加1000元,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他担心长此以往,会“优汰劣胜”,“等到真的有人想离开,一定也是有本事、有门路,也就是素质较高的公务员会先离开,留下的一定是庸才,这会是一种逆淘汰。”

“吐槽”背后的深层原因

而据一位来自长沙的基层政府官员反映,“消极怠工”是高压反腐和从严治吏之前就有的现象。因为基层公务员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一直没有解决好,在目前锦标赛式的选拔机制下,基层公务员升迁极其困难,导致大多数人工作积极性不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部委机关的对未来有个盼头,基层能够杀出重围的绝对是凤毛麟角”。

. . .完整内容见相关杂志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zhengshi/2828.html【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

    关于凤凰周刊 |广告服务|订阅凤凰周刊 |配送方式 |付款方式 |联系我们 |邮政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