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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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中共九大上作政治报告

中国历史学家高华(1954-2011)生前曾经撰文《林彪事件再调查》,深入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以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高华认为,在林彪事件之前的中共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作公开检讨,下台走人。林彪事件却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毛林之争无所谓“对”与“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中国政府不久就发布了<1971>57号文件等一些相关材料,对此事件加以解释,但是基本的档案至今仍未开放,而多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事件抱有强烈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更有一些反思性文章问世,当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关人员及其家属,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干口述材料。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共同特点是:修正了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解释框架,对该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对林彪抱有强烈的同情。对此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当年下发的官方材料,“四人帮”曾经参与其事,其基本结论在1979年后仍旧维持了下来,若干论断确实有疑点。本文的看法是:历史研究强调客观公正,研究者对当年涉案人员亲属的材料要有分析和鉴别;对林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

一、林彪出山是完全被逼的吗?

文革之初,毛选中林彪做他的“接班人”是和废黜刘少奇同步进行的。刘少奇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第一号人选,1970年12月18日,毛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从那以后,毛采取“剥笋政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刘封锁消息。1965年国庆节后,毛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至此毛对刘少奇已下定废黜的决心。1966年3至4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后接到通知,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毛临时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等待他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历时二十三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与会的中央主要领导: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都在发言中高调赞颂林彪。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7月8日,毛在武汉给江青写信,挑明他发动文革的意图;所有这些都表明,刘下台已是时间问题。

邓小平原先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主要成员,毛多年来大力重用邓,1954年,邓先为中央秘书长,后为总书记,本意是制约刘少奇。毛没料到,到60年代初,邓和刘走到了一起。1966年6、7月,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邓又和刘一致,毛有了放弃邓的想法。

在排斥了刘、邓后,毛出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量,将林彪推到了前台。毛发动文革,打掉中央一线,离不开军队做后盾。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林彪都站在毛一边,几十年来,林彪对毛的意图充分领会,又旗帜鲜明,敢于担当。林彪在军内有很高的威望,却身体不好,一方面,毛鼓励林彪振奋精神,保养身体,另一方面,由林彪代管军队,毛也放心。

毛要拉林彪出山,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特别是在军内,都不存在反对的意见。建国后,毛为了稳定大局,长期采取的是压抑军功阶层,支持、重用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文职官僚的策略。在高岗事件后,军队将领归顺党机关的格局已完全确定,但是军队将领对刘少奇、彭真等的不满并没有彻底消除,而是潜伏了下来。随着60年代初以来毛对刘不满的加剧,毛重新启用军功阶层作为平衡刘的力量。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为毛保驾护航的发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反感,相反,一些高干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讲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

林彪是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军事统帅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语,深有韬略的军人政治家。林彪于1942年2月8日从苏联回到延安,从该年底至次年7月,奉毛命去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1943年10月13日,代表毛在西安和蒋介石再次见面。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只是捧毛,没有整人,中共七大选举中委时,名列第七名。在40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中,林彪率领的“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立下旷世功劳。林彪在“四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四野”有军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南下期间和建国初,林彪先后被任命为华中局、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南军区司令员,党、政、军一把抓,统辖河南、两湖、两广、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实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过同级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

50年代初,林彪从公众生活消失,与他不去朝鲜领兵,身体不好有关。1950年10月18日,林彪在苏联曾和周恩来说,中央有需要,他随时回国。建国后,林彪除了50年代初为出兵朝鲜,争取苏援和周恩来一同去过苏联,并在索契疗养一年,一直没有出国访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林彪恪守分际,未逾越自己的角色界限,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故而在党内,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于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50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为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之后,彭德怀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时彭德怀虽然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已公开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怀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在其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下令当场扣押为彭德怀辩诬的钟伟将军,并发表文章,不指名尖锐批判彭德怀和捧毛。

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正值全国性饥荒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之际,他在1960年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著”,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向毛献上忠心。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开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但是林彪并没有消沉下去,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别出心裁,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在毛的威信受损的困难时期,林彪为毛保驾护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劳。其后林彪因部署调兵东南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身体累倒了,军委日常工作被毛转给贺龙代管,林彪又不出面了。他亲笔提醒自己:“千万记住”,对于对手的侮辱,应“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勿上敌箝制队,游击队的当”,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怀的教训:“庐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岂可为了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在这之后的几年,林彪捧毛更加花样翻新:“突出政治”,“活学活用”,1964年5月,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更加霸道,给中央一线造成巨大的压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品质。林彪批评毛“搞权术”,“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毛)和斯(大林)”,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骂绝了(穿睡衣臭骂)”,“对(王)明斗绝了”,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于在家里和老婆表达。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说道:“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

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託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应该说,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长期忠于他的罗瑞卿,但是,毛抛弃罗瑞卿不单是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个人的考虑,这就是罗瑞卿在1962年后和刘少奇、邓小平及中央一线走得很近。1965年1月,罗瑞卿被刘少奇主持的三届人大增补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并向罗许诺,如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罗来接林的班,在毛看来,这些都是刘少奇在挖自己的墙角。所以从1965年4月起,毛、林就开始削罗的权。1965年12月1日,毛、林在杭州密谈,很有可能就是对林进行“路线交底”,几天后,12月8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临时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迅速解决了罗的问题。在这之后,毛马上要林彪作出回报,命江青“请尊神”找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託”,拉林彪上船。

对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林彪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了震慑中央一线,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在“七千人大会”的四年后,林彪又一次面对全党作大报告。林彪在讲话中发展了毛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却未料到毛对他的讲话竟然还有一些保留,毛通过周恩来把给江青的信转给林彪看。为毛说话却被批评,林彪的一片“忠心”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的反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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