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党在台筹办政协

台湾云林县斗六市文化路61号2楼,谁能想到,这是昔日中国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的中央总部。今年是民国一百周年,中国青年党迎来创党88周年。

“青年党”党主席吴文舟如今年过花甲。办公室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中国青年党的四色党旗分列办公桌后,四色党旗为两条黄杠夹着青白红三条杠,黄色意为“炎黄子孙”,青白红是“中华民国国旗”的三种颜色。墙上挂着“心怀大陆”、“身安台湾”两幅字。

中国青年党早已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在政党林立的台湾只不过是160余个小党中的一员。不过它的特殊历史渊源,使它在众小党中格外醒目,经常受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 

忆往昔,中国青年党的领袖层多为中国近现代的风云人物,却与共产党众多领导人从“少年中国学会”中裂变为二,分道扬镳。最终因抱持“最坚定反共”态度,与政敌国民党合作,迁台后在党禁之下沦为无法施展抱负的“摆设党”,既反共又在岛内争取自由化中处于尴尬境地。更惨烈的状况却来自台湾解严后,中国青年党不断四分五裂,党势衰微。老一辈领导层去世,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整个党除了偶尔痛斥国民党和民进党外,无所作为。

直至去年吴文舟接任党主席,与一帮壮心未已的同志大张旗鼓整顿党务,吸纳新鲜血液,加强宣传力度,参与大陆台盟和世博活动,沉寂多年的青年党才重新活跃起来。近期青年党联合岛内各小党大力筹办“台湾政协”,寻求小党联合,凸显“团结力量”影响台湾政治,强化与大陆沟通,追求“最终统一”,第三届会议将在不久后召开。这群热血老兵,似乎想在创党88周年之际,迎来一次涅磐。

放弃“反共”,坚持“统一”,
筹办“政协”

从“十八大”闭幕至今,以吴主席为核心的青年党中央,首项工作是大搞基层党建。吴文舟认为,过去地方党部常有依赖中央带动的观念,这是落伍的,今后要以地方党部为动力。

第二项工作是加大宣传,效法国民党、民进党架设全球资讯网,筹建党史馆,出版《中国青年党简史》。青年党在发展新党员时,与绝大多数台湾政党不同的是,有上百年的故事可讲。

第三项工作是修改党章,重定义党的宗旨和主义。最为有趣的是,2010年3月28日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废除反共主张”之决议文。中国青年党创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抗俄反共”,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反对“阶级革命”,提倡“全民革命”,“反共”态度之坚决,在民国政党中首屈一指。

对于放弃这一抱持近百年的主张,青年党的解释是:这一主张有其历史背景,而今天大陆通过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中共已放弃了“马列原教旨主义”;另外,连国共两党都共倡和平,握手言欢,共产党在台湾已成合法政党,这一主张早已过时。

青年党的政治主张由此更改为“爱国、民主、反独、促统”,不过从创党那天即奉为党主义的“国家主义”却被坚持下来。所谓“国家主义”,即国家至上,把国家利益视为神圣本位,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观念下,抑制小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自由、繁荣和强盛奋斗,使其免于国际性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压迫。

这一思潮曾在全球产生过重大影响,也引起多颇多争议,曾经是中国三大最强势思潮之一。其崇奉者往往认为它超越了“民族主义”,克服了民族主义弊病,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不过从实际运行看,其内核中“民族主义”成分仍占极大比例,在多民族国家,则容易用来包裹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

民进党以前酷爱炒作族群和省籍问题,常给外界“台湾本省人皆偏绿”误解。实际上,台省籍人占九成的中国青年党至今比国民党还蓝,吴文舟在新党员的培训会上,曾作《咏中华》一诗与学员们共勉,其间对国家与民族之热爱,跃然纸上。

而青年党第三项工作最引人注目,有人激动,亦有人愤恨,这就是筹办“台湾政协”,这也是该党今后的重要政治活动之一。所谓台湾政协,即在岛内整合所有在野小党力量,成立“全国性政党和团体联盟”,集合各种有志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党团,施加政治影响力,密切与大陆的经贸和文化关系。

去年6月20日,第一次“台湾政协”筹备会在台北市国军英雄馆召开,共有57个政党和3个政治团体派代表到会。一个月后,又举行了第二次。吴文舟称,反应不错,响应者甚众。

台湾原本有梅峰领导的“政团联盟”,有70余个政党参加,为岛内最大的政党结盟团体,青年党本身是其中一员。该联盟对青年党的“台湾政协”热情响应。青年党的政协两次筹备大会开完后,“台湾民主共产党”总书记、陈水扁的堂弟陈天福也来拜访青年党。

“台湾政协”与其他政党联盟相较,可能更凸显“推动两系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特色。青年党的台湾政协筹委会决定成立“大陆同胞服务处”,因鉴于两岸关系推进,赴台的大陆学生和游客日益暴增,这个服务处为他们提供接待服务、纠分调处、法律援助、人道关怀,救困急助等工作。

不过这些项目急需巨额经费,在台湾所有政党都缺钱的今日,青年党亦为钱所困,要想落到实处,还得展开大量募捐活动。青年党积极在南部地区发展组织,串联各在野党筹建政协,自然引起另一些力量的憎恶,网站一度遭到黑客攻击而瘫痪。

2010年年底,大陆的台盟北京市委邀请青年党、亲民党和中华统一促进会进京参加京台交流会,青年党秘书长蔡庆敦率团前往,并在会上发表《中国青年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与《台湾政协的意义与功能》两篇论文,对于党务废驰20年、反共近百年的青年党来说,颇具划时代意义。

往昔辉煌亦可追?

1918年7月,李大钊、曾琦、周太玄等七人在北京创立“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就是中国青年党前身之一部分。学会效法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意大利统一建国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加富尔和加里波第)的“少年意大利”,故取此名。

看看学会的部分成员名单,即可知它对后来中国历史的演进影响有多大:张申府、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邓中夏、田汉、朱自清、左舜生、陈启天、李璜、彭云生?该学会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关心时局、欲救亡图存的知识青年社团。“五四”中,学会成为发起运动的核心团体之一。

后来,随国际时局与思潮变化,该学会成员渐分成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科教实业救国三大路线。

大量成员赴法留学,学会组织亦延伸至巴黎。曾琦、李璜深感“国家主义无严密组织不能应付共产党的长期进攻”,遂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玫瑰村创建中国青年党,后来加上左舜生,成为青年党三巨头。因此,可以说,青年党和中共的创始成员多数来自少年中国学会。

建党会上,确定党的宗旨是:“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具体到意识和行动目标上,则是将矛头对准共产党,把苏俄与第三国际定性为对中国有野心的“外国强权”、“赤色帝国主义”,同时亦把英美德日等定性为“白色帝国主义”,强烈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

在青年党的建党宣言和所谓“十种国贼”列举中,中共成为其火力焦点,被其诬指为“奸党”和“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的“国贼”。

1924年,曾李等人返国发展组织,组织的初名叫“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来改为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创建后在旅法华人各团体中发起了对中共的批判讨伐,周恩来、邓小平等与之进行过多次交锋。因以“爱国主义”为号召,鼓吹国家至上,青年党支持者甚众,势头压过中共,在德国、比利时、法国多处建立支部。

曾李二人返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听说因为周恩来奉命回国,他们决定“跟踪追击”,誓与“国内外共产势力”奋战到底,向广大中国青年传播国家主义学说。回国以后,曾李联合以前在国内意识相似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发展组织,创办《醒狮周报》,总部也从巴黎搬到上海。

时逢孙中山准备“联俄容共”,青年党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批评活动。在现实力量对比下,青年党选择了支持北洋政府。青年党当时的组织严密程度超过国民党,仅次于中共,为中国其他政党所无法比拟,加之其口号甚能招揽青年人,先后在两湖、云贵川、江浙、山东等十几省建立了几十个团体和支部,党员数量激增。其领袖多为四川人,在四川组织根基尤为雄厚。实际上在这个时期,青年党被视为国民党之外的中国第二大党。

因为日日痛批苏俄和中共,并将“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也骂得体无完肤,国共两党此时皆把青年党视为大敌,与之展开骂战。

以前在法国时,该党曾拟刺杀共产党重要成员,只是该党成员不过是一群激愤的书生,没有真正玩过刀枪,最后刺客擦枪走火反伤到自己。北伐前,该党也拟刺杀蒋介石,不过计划流产。后来国民党“清党”,与苏俄断交,两党关系才有所改善。不过青年党的舆论攻势对推动国民党“清党”有着较大影响。

1929年,该党在上海创办“行知学院”,算是自己的党校,因其抱持不与任何外国联合的思想,自办实体,既宣传国家主义又募集资金,拥有上海大陆书店、爱文书店,成都国魂书店,重庆肇文书店,沈阳长城书店等众多阵地。梁实秋、闻一多同期加入青年党,在美国发起“大江会”、鼓吹“大江的国家主义”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党较早提出“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前急务,唯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全面抗战爆发前即展开了抗战活动。东北军入关后,成为各派力量明争暗夺的目标,既有少量将领倒向中共,更有大量官兵成为青年党党员,如天津市长、东北军炮兵司令、北平教育局长等。

“一·二八”淞沪抗战,青年党组织“青年铁血军”,由戴天人率领开赴前线参加战斗,交给同为青年党党员的十九路军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指挥。1932年4月,李璜受遣携捐款14万元赴北方,在天津设立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支援张学良以前的秘书王捷侠等3位青年党党员组织野战抗日会。

同时,青年党参与发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东北学生军,由党员苗可秀当大队长,率队开往东北加入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苗可秀负伤被俘,不愿投降而就义。青年党开赴东北抗战的党员约2000余人,多数成为义勇军中坚力量之一,牺牲的党员即达700余人。

因为这种特殊影响力,加之在国难当头之际,无政治目的、专心于抗战,因此青年党与蒋介石的关系愈发改善。早在西安事变前,东北军中的青年党员军员即写信告知总部中共在东北军中的活动,曾琦得报后曾赴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从1934年开始,青年党的抗战行为逐渐纳入国民政府体系,不再单独扯出自己的旗帜。

在日本步步进逼的情况下,青年党把外抗强权的目标暂从苏俄改为日本,并削弱了对中共的批评,从蒋介石推行“容共抗日”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内战爆发,青年党对中共基本采用了团结而非攻击态度。抗战中,青年党从人才财力上,基本是竭尽所能了。

后来的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战后推动宪政,皆有青年党的重要身影,它与国社党及其他党派构成了“民主同盟”的“三党三派”。青年党三巨头之一左舜生是民盟发起人之一,与张澜、罗隆基等在民盟任领导职务。1946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前,中国青年党退出了民盟。后来的政协会议,国民党有8席,民盟有9席,青年党有5席,中共有7席,无党派人士9席。

青年党一直赞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但又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和苏俄,因而在政协中,与其他党派和国民党其实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与“中和性”。所以国民党有时觉得它“捣乱”,中共亦认为它“反动”。而当时作为“第三大党”,青年党势力不可小觑,在欧美诸国、中国各省和香港,皆有支部,并拥有大量报纸。

内战爆发后,中国青年党站到了国民党一边,与国社党一道参与了“制宪国大”和“国大选举”。140余人当选国大代表(百余人后赴台),16人当选立法委员(13人后赴台),11人当选监察院监察委员(7人后赴台)。

曾琦曾担任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李璜入阁后被指派为农林部部长,但未就任,左舜生担任农林部部长。随着内战将近尾声,三巨头和众多青年党党员不是赴台即奔走海外。

外界长期评说中国青年党在戒严时代只是国民党的“花瓶政党”,这不完全符合事实,此说主要来自大陆和激独人士,似乎只要不采用最暴烈手段反对执政党,即可归为“花瓶”。

1951年曾琦在美国去逝,青年党群龙无首,党内高层陈启天最早赴台,代理主席一职,但该党即陷入了长期激烈内斗之中,分成两派,既针砭时弊,指责国民党,也互相批评,各自成立中央,均遥奉在港不愿赴台的李璜与左舜生为首。当然,国民党当时应也乐见这种情况。

直到1968年和1969年,左舜生和李璜受蒋介石之邀,才先后赴台定居,接手党务。在对国民党的态度上,只有“反共复国”等领域才可说是他们“真诚无私”的合作,政见方面青年党照样自行其便。青年党诸多人士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自由中国”运动;1979年召开“十三大”,制定过政纲,通过党章修正,发表时局主张和大会宣言,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在政纲中照样提到“历行民主宪政,政党地位平等”。

而该党的涣散与分裂,即使在左李二人赴台后出现过一丝回光返照,也从未根本解决。何况二人先后被蒋介石和蒋经国聘为“总统府”资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涣散的青年党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不过民进党后来的名人,如洪月娇和游锡等人,都借助青年党的身份,当选过省议员。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陆8个“民主党派”中有个“民革”,其实亦曾有过“青革”。在解放军入川后,四川作为青年党的大本营,一部分青年党员在战斗中牺牲,一部分外逃,一部分退出政治,还有30多名青年党员在中共军队入川之前受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在成都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党革命同志会”,分化瓦解了青年党在四川的力量,推动新政权加快平川的速度。不过这个“青革”在完成使命后,便被解散,没有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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