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环保10年投4万亿 成果遭质疑

 今年1月,雾霾天气中的北京市民。环境污染已到了必须治理的时候。

“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现在到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说:“空气污染再这样发展下去,若干年后肿瘤患者可能成几何级数增加。人的生活基本要素受到威胁时,环境问题就变成危机了。”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GDP、PM2.5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民生诉求。保护环境,如何行动?都市快报采访了代表委员和专家。

政府要公开信息方便民众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朱良玉说,环保数据是地方政府的形象,是领导干部的“脸面”,环保部门的数据不好看,那不等于往地方领导脸上抹黑吗?在一些地方,“环保数据要由当地领导点头才能公布,而不是环保局长说了算,真实的数据已成为不敢见光的秘密”。

“我们不可能把香蕉皮骂进垃圾筒,我们只能自己捡起来。”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认为,老百姓在环保方面有两个责任:监督和参与。“要监督政府和企业,前提是政府要公布相关信息,否则老百姓不掌握情况,监督就很难实现。”参与包括决策和管理,前提仍是政府配合到位。

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世秋教授认为,必须让公众了解环境的现状。这实际上产生了一种监督的压力和可能性,对许多环境保护责任人、企业形成压力,可以规范他们的行为。

另外,信息公开有助于公众改变自己的环境行为:比如PM2.5中包括汽车尾气,这是人的现代生活方式造成的。公众对生活质量的渴望与环境岌岌可危的现状,是现在政府环境治理必须思考的问题。

屡屡堵车误事经历,让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关注“车”。她说,北京、上海、杭州、宁波的PM2.5中机动车排气“贡献”分别达22.2%、25%、24%和15%。

从现有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分析,我国国Ⅲ标准及以下车辆总数仍占绝对多数,我国一辆车污染物排放量相当于美国5辆欧洲15辆,因此减少尾气排放有很大的潜力。车晓端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正视现实,划出车辆总数控制“红线”,科学规划年度汽车增量规模,“坚决杜绝上海不能上牌到江浙上牌、北京不能上牌到河北上牌的情况”。

10年投4万亿元越治理越严重?

一些代表委员算了笔账:我国现在环保方面投入占GDP比重虽还不到2%,但即使保守地按1%多一点计算,最近10年间,我国环保总投入4万亿元左右。巨额投入后,重金属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领域却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少民众对“越治理越严重”的环保怪象产生质疑。

张世秋教授认为,几十年经济发展中,中国投入的还包括自然资本,甚至借用了下一代人生存的环境成本。

她认为,目前应形成两个共识:首先,不能提前把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本用掉;其次,要认识到,对健康损害显著的污染行业和产业,就算眼下带来经济收益,但将来会和医疗方面的公共开支抵消。这是发展的底线。

全国人大代表、东兆长泰投资集团董事长郭向东说,许多环保设备“睡大觉”,花的钱“打水漂”。上级检查时,才开启环保设备;采购设备时做手脚,导致环保检测数据失真……一些企业手法翻新造假,一些地方政府唯GDP论的旧思维诱发地方保护主义,治理系统“各环节缺乏衔接,头疼医头”。

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说,应提高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这是治理关键。“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企业家发出了一份倡议,希望用10到20年,投入10万亿元,有效解决中国环境污染问题。

执法要翻墙头大企业不怕罚款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现有30多部环保法律,但法律的执行和落实不到位,“必须通过环境执法让地方政府和企业痛知什么是不能触碰的‘红线’”。

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总量司司长刘炳江对此一肚子委屈:“执法要依法吧,现在的法律不够完善,责任模糊,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但没说如果不达标,该负什么责。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电力、钢铁、炼化、水泥,这些行业哪一个不是以亿元甚至十亿元为产出单位?可现在的法律是:如果违规了最高惩罚不超过20万元,如果企业对大气环境造成了危害、发生了事故,最高惩罚不超过50万元!有些财大气粗的企业,甚至追着我们缴罚款(编者注:即不怕罚款)。”

更令6万多名环保执法人员尴尬的,是他们没有公务员编制,没有统一着装,到企业去,很多情况下“连门都进不去”,刘炳江本人曾“带着人翻墙头”。

刘炳江今年的提案是尽快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现行的这部法制定于1987年,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修订。近年来它一直被要求修订,然而由于产业部门阻力、立法排期限制和公共参与程度较低,迟迟未能修订。

张世秋教授说,环境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利益调配问题。当经济发展不得不以环境损坏为代价时,获益方应补偿利益受损的一方。比如西部地区的环境资源作出贡献,就应该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把部分利益分配给西部民众。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凉山州州长罗凉清说:“我们有资源,没享受到利益。”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17个县市中有11个是贫困县。流经境内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江”流域水电全部开发后,发电环节收入可达550亿元,税收近百亿元。“但开发者都是大型央企,注册地在外地,我们无法享受开发收入带来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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