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五周年:心理废墟重建

2013年5月13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汶川地震5年来灾区经济发展情况:2012年,39个重灾县实现GDP4331.9亿元,是震前的2倍。而在汶川震后的第三年,四川142个受灾县用于恢复重建和发展重建的资金投入就已经达到1.7万亿元。

废城已经重建,但那些坍塌的内心,大多仍埋在废墟深处。汶川地震8万多人遇难、失踪,1500多万人无家可归,许多人的生活瞬间被改写。那些或显或隐的创痛,绝非三年五载可以愈合。

据不完全统计,四川震区约有1000多万人受到心理创伤,需要得到有效且持续的心理救援。家园重建当然提升了幸存者的信心,有助于心理创痛的修复,但唯有真正重建心理,才是寻回失去世界的根本之道。

心理咨询师退潮

心理咨询师已经成为灾民中最不受欢迎的人。

汶川震后不久,一批批心理咨询师涌向灾区。而多次重复心理援助,如同把伤口反复打开却不包扎,对一些灾民造成了二次伤害。有的灾区的安置点已经打出了“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横幅。

北川县的蒋玲回忆:“当时我接触的心理专家的名片可用来打扑克”,有的咨询师草草安慰几句,就把问卷塞了过来。“我最后急了,就说,好,拿来我给你们填,然后有的填成没有,没有的填成有,气死他们。”

但这股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几个月之后,大批咨询师已经撤离,无法持续的救助又成为了另一种伤害。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队队长富永良喜曾撰文建议,不能保证对灾民进行持续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团体,不可以直接和灾民接触。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也公开呼吁,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持续20年。如“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就制订了20年的心理救助计划,规定专业心理救助开始后,必持续至救助对象完全康复为止。

心理救援必须和灾民结成一对一的情感纽带,这个纽带一但建立却又中间换人,常常带来再一次的心理和情感伤害。因此汶川灾区民众的心理恢复,需要持续的心理救助。

临近震后一周年时,灾区民众的心理问题集中爆发,但此时留在灾区的心理救援团队已经为数寥寥。作为不多的“守望者”之一,高级心理咨询师督导刘猛和同事们面临巨大的工作负荷。他们人在都江堰,却总会接到来到北川的求助电话。“我要自杀!”

电话铃声常在深夜响起,每次通话都持续1-2个小时。刘猛和同事们竭尽全力,也无法抚慰所有绝望的灵魂——求助者最终实施了自杀,当时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便是其中之一。

面对生命的逝去,咨询师不仅会怀疑自己的专业能力,也会产生“强烈的耗竭感”。刘猛的一位同行曾无法面对救助对象的自杀而离开了灾区。“心理、能力、情感上都不足以帮助别人,但是却有很多双手伸出来需要你帮助。这种挫败感可能是很多心理咨询师离开的原因。”

一般而言,每个心理咨询师都有一到两个督导师,以便自己在遇到无法解决的心理问题时求助。曾经一段时间,刘猛有多达11位督导师。

欠你一声对不起

根据国际上的灾后心理卫生服务经验,儿童、老人、残障人,都是应当进行特别关注的高危人群。

刘猛最先观察到孩子们的明显变化:“很多劫后余生孩子的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年龄好像一下子变小了。专业术语叫做‘退行’,这是孩子们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他决定开办帐篷学校,帮助孩子恢复震前的生活。

刘猛和孩子们用以前上学时规格相仿的黑板,一模一样的教材和他们曾经的老师,按照原来的课程表上课。震前课程从哪里中断,现在就从哪里开始:“这可以让孩子们在熟悉的环境中重建安全感。”不到三个月,绝大多数孩子的情绪都恢复到正常。

孩子们又重新投入生活,而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却创痛弥深,难以平复:“教科书上一直说配偶死亡是成人生活中的最大压力事件,对于西方人来说或许真的如此,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丧偶,而是丧子。”

汶川地震时,大量中小学生被埋在倒塌的校舍之下,死伤惨重。根据四川省建设厅当时的统计,在“5·12”大地震中,重灾区学校倒塌面积多达200万平方米。北川中学、都江堰的新建小学和聚源中学等学校的教学楼几乎被夷为平地。四川省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汶川大地震中共有5335名学生遇难和失踪。

很多父母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家长们悲苦难捱,呼天抢地要求政府彻查校舍质量问题,这也一度成为当时社会舆论发酵的焦点之一。

几家研究机构对房屋包括学校损害进行研究的分析结论是,“重灾区房屋建筑抗震设防很难抵御此次特大地震的破坏,重灾区房屋的倒塌是不可抗的。”2009年5月7日,四川省政府也发布信息,称“目前尚未发现主要因为建筑质量的原因造成的房屋在地震中垮塌的案例。”

这样的结论显然难以平复家长们的心情。很多家长认为自己没有为孩子讨回公道,歉疚不已。情绪起伏也尤为激烈。“几乎所有的母亲都不会笑了。”刘猛说,大概地震半年之后,他才能偶尔看到有一些母亲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笑容,但当她们自己意识到之后,马上就又不笑了。“她们觉得,我要是笑就对不起死去的孩子,甚至认为笑就是犯罪,买一件新衣服也是犯罪,总之所有的快乐都不应该享受。”

同时,这些家长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原来的至亲和密友都不再交往了,原来只在家长会上见过或者素不相识的遇难学生家长现在成为彼此的依靠。有一段时期,他们时常聚会,或者集体上访,向当地政府为死去的孩子“讨说法”。

“这些人的心理创伤已经不再是个人层面的心理问题,而成为一个社会层面的顽疾。”刘猛认为,家长们的心理创伤已经远远超出了心理学范畴,亦非心理咨询师能力所及。“其实,如果他们能听到给那些死去的孩子一声道歉,比任何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治疗都有效果。”

看得见的伤口,等不来的陪伴

一位四川本地的NGO研究者这样描述这些固执的坚守者:一批批的解放军相继撤离,社会各界的援助团队和志愿者们也相继离开。这个时候,哪怕还有一个人呆在当地,哪怕什么也不做,只是简单地陪伴着他们,对他们来说都是莫大的安慰。

很多心理学者都在受访时表示,心理援助主要依靠本地力量才能保证其持续性。但心理学在中国大陆仍是新兴学科,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做了大量心理危机干预专业的人员培训。但张侃发现,在北京免费培训的2000多人,等需要用人时只找到20多人。这一现象令他们改变了培训思路:要深入基层,把培训四川当地的心理学工作者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徐凯文也曾多次前往灾区,主要对学校里面的本地心理治疗老师进行培训,希望能培养出固定的本地化的心理治疗队伍。“因为我们的着眼点在学校,但是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和案例我们没有接触到。”

多次前往灾区的香港大学行为健康综合服务中心总监、香港大学自杀研究及预防中心副总监陈丽云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去灾区的专家最多呆一周左右,大部分是去做研究,有具体援助经验的人很少。

汶川地震后,内地多所高校开设了灾难心理学的专业课程,但有限的心理学专业人员大多在精神病院工作,关注心理卫生的社区重建,并进行社会心理援助的人才仍然稀缺。

张侃发现,唐山地震时没有实施心理救援,此后在受灾人群中发生的与心理、精神问题有关的数据,比全国其他地区平均要高出3倍。“灾后心理重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它的恢复远比房屋、道路等硬件设施的重建工作艰巨得多。

地震之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就把设立心理援助工作站列入行动计划。依国际惯例,心理援助站至少要配备7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1名精神科医生,评估并诊断常见的精神疾病;2名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咨询和个体危机干预;2名心理辅导员,进行团体心理辅导;2名工作人员,负责站点的行政事务。

但一度火爆的灾区心理救助项目,如今少人问津。在网上搜索相关灾区心理救助网站,不少在2009年后就停止更新。残存的灾区心理救助项目也举步维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8年计划筹建10个心理救助站点,由于资金等限制最后只建成7个。目前每个站点每月经费仅1万元,运转相当吃力。

一些由政府设立的心理救助站成效亦难令人满意。2008年除夕夜,北川青年母广翔试图自杀,离他住所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国家权威心理研究机构的驻点。然而这个心理援助站在当地几乎不为人知,时常大门紧锁。

再生一个孩子

上海市曾对灾区派出一批援建的心理救助志愿者,但这些人第二年就撤离了,如何让心理援助服务延续下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长期在内地工作的台湾NGO工作者、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督导亘将告诉记者,台湾在灾后心理援助的经验是,心理咨询师要和社工师一起开展工作,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而建立本地化心理救助是一项长远工作,最令人无奈的是,灾区本地民众普遍没有心理咨询的概念,心理救助人员在他们眼中就是“搞‘思想教育’的”。

为了帮助丧子的母亲,刘猛创立了“妈妈之家”,但当地区管委会的一位官员认为,这个救援机构“根本没什么作用”,“老百姓如果有需要,可以去医院”。2009年8月,刘猛的城北馨居心理援助工作站因为拆迁而一度关闭,在更换场所重新开张后,刘猛发现,由于心理救助一度中断,这个群体中间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强大而黏稠的“磁场”,悲伤和绝望充斥其中。

“正常情况下,人的大部分思维指向是朝向当前和未来的,但丧子母亲往往沉浸在过去。不管是个别交谈,还是集体晤谈,说着说着话题总是很快回到死去的孩子身上。”如果没有办法扭转她们的思维指向,任何治疗手段都是无效的。

刘猛偶然看到志愿者折的纸玫瑰,想到利用折纸花转移这些妈妈的注意力,“这项工作既不简单,又不过分复杂。太简单吸引不了她们的注意力,太复杂又会让她们烦躁。而折一只纸玫瑰需要6道工序、270多次折叠。这个过程中,妈妈们有了共同交流的话题。”

志愿者也参与其中,一张桌上只能容纳三四个人,折花的时候,话题仍然会聚集到各自的孩子身上。志愿者会适时插话:“马姐,你以前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再要一个孩子,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你以前是个男孩,假设一下,如果你有了一个女孩,你会不会带?”

“如果”、“你希望”、“假设”等都指向未来。“这些词语不是一次都灌输给她们的,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交流,让她们知道自己还要思考未来。”

这些志愿者也大多数都是丧子母亲,而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她们去帮助其他母亲的过程中,自己也得到慰籍。妈妈之家所做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情境,让她们通过彼此的扶持共同走出困境。”刘猛认为,鼓励丧子妈妈再次生下宝宝,创伤就会得以医治。但他这个想法遭到了其他心理专家的反对。

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研中心总监陈丽云教授提出不同意见:以这些家长现在的年龄和经济状况,重新生育的后果难以评估。并且,如果孩子是因为治疗父母的创伤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对其成长的影响也不容乐观。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前主席Gilbert Kliman,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甚至刘猛的老师、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袁立壮也都对丧子母亲再生育的计划持反对意见。

“他们希望我另觅他径,但我真的想不到其他办法了。”刘猛小心翼翼地推进自己的想法。

而政府部门也希望这些丧子母亲能早日再生育。因为遇难学生家长的情绪一直比较激动,集体上访行为时有发生,甚至酿成群体性事情,如何安抚这些家长的情绪,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早在2008年7月30日,四川省就启动了灾区“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项目”,国家拨出上亿元专项资金,对在地震中计划生育家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并有再生育愿望的妇女,实行孕前、孕期、分娩及治病等全程免费服务。一些地方甚至出台政策,将这一群体的生育率作为指标考核基层政府的工作。针对这一特定群体,灾区各地计生部门的工作方向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限制生育到推动生育。

但在一位前去采访的记者看来,政府有点太着急了,“家长们当时都被组织起来到成都去检查身体,但当时很多人根本没有心情,人都傻乎乎的,性生活都没有。”

无法重来的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再生育热潮的问题逐渐显现,很多再孕家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困境,无法建立正常的亲子关系。

很多家庭都希望再生育的孩子和原来的孩子性别一样,这被视为死去的孩子投胎重生。但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如愿。

作为丧子母亲,衣梅受到的创伤更为严重,因为她和丈夫朱军曾第一时间找到女儿并听到她在废墟中呼喊“爸爸,快来救我”。朱军大喊“女儿你等着,爸爸救你”。赶到的专业救援人员劝说家长离开废墟,由他们施救,结果孩子还是不幸遇难了。朱军总是觉得,自己欺骗了女儿。

2010年下半年,经历过两次试管婴儿失败的他们居然意外地自然受孕成功,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生命为整个家庭带来了生机,朱军一直觉得,“女儿要回来了”。

在产房外得知是儿子之后,朱军嘴上不停地说“哦,嗯,好,挺好”,但第二天回到家看到女儿的照片后,他忍不住嚎啕大哭:“女儿,对不起,你再也回不来了……”他觉得女儿或许还在生自己的气,不肯回来。

朱军的异常心理地震两年后才开始有所显现,他每晚都要独自到阁楼守着女儿的遗物睡觉,不喜欢与人交流,也不喜欢外出。朱军始终沉浸在失去女儿的痛苦中,不觉伤及幼子。而衣梅只能对丈夫的行为尽量忍让,多让幼子与他接触,希望情况有所好转。

即便是如愿再获得一个女儿的张敏香,也一直觉得原来的女儿才是完美的,而对现在孩子的哭声颇为厌烦。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背着家人偷偷跑到女儿墓前,说一声:“女儿,跟妈上山去说说话。”然后会坐很久的车,走到无人的深山里,大声呼喊女儿的名字,并一遍又一遍地问:“女儿你冷不冷?女儿你想不想妈妈?”喊上三个多小时后,哭得双眼又红又肿,才肯回家。

刘猛认为,这个群体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情感重建。很多家庭看起来又恢复三口之家,但其实是四口之家。“因为以前的那个孩子并没有离开,随时影响着母亲对现在孩子的情感倾注和喜爱程度。而且,大多父母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所以一般都会模糊地表述说‘哥哥上学去了’,或者‘姐姐睡觉去了’,他们还会不自觉地将两个孩子拿出来比较,孩子要和一个并不存在的哥哥或姐姐争夺父母的宠爱。”

更为普遍的情况是,这些家长往往对现在的孩子过分溺爱,即使经济并不宽裕,仍对孩子有求必应。由于患得患失,家长对孩子几乎形影不离,导致很多孩子对父母的依赖性过强。

帮助这些家庭建立正常的亲子关系,成为刘猛现在最主要的任务。2012年6月,妈妈之家搬家到震后重建的壹街区香樟园,重新装修成亲子教育中心。室内的墙壁被粉刷成蓝色,每个凸出的墙角两侧都用木板包裹,以避免孩子们磕碰。客厅里摆满了各种玩具,还有刘猛和其他志愿者自己动手打造的木质滑梯。

风景最好的一间卧室和阳台打通,通过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人工湖和小树林,其余几面墙壁则被贴上了壁画,一侧是辽阔的草原,一侧是无垠的大海,还有一侧是高耸的山川。房顶是几只海鸥在蓝天白云间翱翔。地面上的决明子沙池中,摆满了各种沙滩玩具。

随着妈妈之家转型成为亲子教育中心,受援助家庭也出现分化。一些父母因为年龄、身体和心理等的原因,无法再次生育。 “再孕母亲”和“无子母亲”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其中一些无子母亲的精神状况堪忧。

一位名叫付红的母亲从2009年流产以后,精神开始出现明显异常,家里人让她出去买东西,连钱都找不对。尽管和人交流已经产生障碍,但是当别人问她是否还想要孩子时,付红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想要。”

付红始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治疗,因再孕失败而又一次受到创伤的母亲不止此一例。再生育计划或许使得一部分家庭推云见月,同时也令一些家庭重坠冰渊。这些尚未愈合或者更加刺目的伤口,不得不让心理救助者重新审视5年的过往。政府也应警醒,楼宇可以重建,人心若是失去温度,再光鲜的世界,也仍是一片荒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家长系化名,实习记者崔馨予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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