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二代”的发展瓶颈

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几十年下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比如80后农民子女的上学,购房和定居,以及长期的发展机遇等。“农二代”、“贫二代”的发展困境问题,近来引起了不少关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发展的困境?

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淘金”,寻找“中国梦”。但是这个“中国梦”,对于中国的大部分人口来说,是不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了春运期间那种大规模的流动。

每年春运,成千上万的民工在全国各地返乡,或者离开家乡出去谋生。这样的人潮,如血液,流动在各交通渠道形成的动脉里。在人潮中,也有不少离开农村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涌现于各地人才市场,寻找机会。

人们背井离乡,无非都是在寻找机会,自己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好。不过,不是所有的流动都是发展。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几十年下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比如80后农民子女的上学,购房和定居,以及长期的发展机遇等。“农二代”、“贫二代”的发展困境问题,近来引起了不少关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发展的困境?

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

有句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们把这种起点的不一致,笼统地归结为命运。细想起来,其实是和机遇平等、个人心态诸多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总的说来,这种发展的停滞,可归结到社会环境制约的社会流动性和个人主观上的努力。

笔者自己从一个小村庄出来,到了城市上学、工作,后来到了美国工作和生活。我发现,很多人到美国,是来寻找一个“美国梦”。所谓“美国梦”,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社会流动性。

1931年,在《美国史诗》一书中,美国作家詹姆斯·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对“美国梦”定义如下:

“一种梦想,它能让国土上的每个人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更充实,每个人都有与其才能和成就相称的机会。这梦想不仅仅是汽车、高薪,也关系到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之下,每个男女,不论其出身和位置的偶然性差异,其内在才能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在这种“美国梦”之下,一个肯尼亚移民的儿子能当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个贫民区成长大的黑人能当上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或是电视主播(温芙瑞)。美国社会从体制上,逐渐在缩小机遇的差距。开放性的选举制度,让任何优秀人才,都能被选拔出来。除此之外,教育机会的均等,也让不论何地的学生,享受着几乎平等的机会。在美国,无论是福利比较好的纽约州,还是比较差的“穷州”,儿童所用的公共资源,如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相差无几。不同地区孩子不会因为家庭环境的差异,从小就掉队。美国对于儿童教育的投入也巨大,根据我从美国教育部网站上看到的统计数字,美国学生每人每年教育投入在2007-2008年就已经在1万美元以上。

2011年7月,教育部官员王定华在接受中国网访谈时提出的一个目标是“在东部地区生均经费小学生达到450元,初中650元,中西部地区达到生均小学400元,初中600元。”几乎只是美国教育投入的百分之一。

在这种国家层面的资源投入上,差别不是太大,毕竟数字本来都很小。但是地方财政,则使得地区差异扩大。比如,上海今年说是要投入700亿进入基础教育,摊下来学生人均经费,或许会超过发达国家。但这种投入,在中国其他地方不可想象。这种差异,造成了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局面。农民的子弟,在乡村小学,各方面条件欠缺,这让他们人生的起跑点整个就拉下了很远。

教育关系到的是机遇的公平。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公正息息相关。社会公正需要平等。平等有两种,一种是结果的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s), 一种是机遇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绝对的收入平等,会伤害劳动者的积极性,故而鲜有支持者。欧洲一些福利社会追求的是结果平等,比如国家会通过税收手段,调节社会收入。美国的模式基本上是机遇平等,亦即营造一个相对平等的起点,让不同的人有同样的机会实现发展,最后能否真正发展,取决于个人才能。

改变“农二代”制度性歧视

从古至今,人类尝试过多种多样的社会流动方法,如基于财富本身的富豪体制 (plutocracy)和寡头体制(oligarchy)、基于出身的贵族体制 (aristocracy)、基于家族关系的裙带体制 (nepotism)、基于资历的老人体制 (gerontocracy) ,但是到最后,人们发现,最合理的应该是因才能选拔、提升、流动的制度,也就是因才选拔制度(meritocracy)。唯有它,能够消解一个社会关于不公的种种怨恨。实现因才能封赏,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原因。如果一个人有能力,那就应该有机会获得与这个能力相称的奖赏。执政者需要努力去引导各阶层去努力,营造这样的环境。解决农民子弟的发展困难问题,最终要靠这种因才选拔制度。

农家子弟,如今面临很多硬件环境上的欠缺。在很多地方,以资源整合为名号,农村中小学被拆并,孩子们得去很远的地方上学,没有合适的校车,管理又跟不上,结果事故频频。

我们的农村,很多地方没有像样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儿童学习资源极度贫乏,欠缺发展所需思想的营养。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送书下乡”活动,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说明对这个问题,很多爱心人士有投入的热情。不过图书馆、校舍和校车等农村基础教育设施,政府在长远发展上有道义责任,也有经济能力去改善。

在软环境方面,“农二代”面临的发展陷阱,是几十年下来的制度性歧视。比如,中国的户口制度,成为了人为设置的囚笼。同为公民,只因生在安徽或河南,就不能像北京、上海的公民那样,享有均衡的机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种制度性歧视,直接导致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很多农民流动到其他城市谋生,孩子因为户籍问题,无法随父母就学,在家由老年人管,成了“留守儿童”。这些中国未来的很大一个群落,从小缺乏正常的父母关爱和教育,在发展上会面临诸多限制。

要解决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问题,一需努力改变制度,二需从教育层面,作出一些改进的努力。比如为了实现机遇平等,美国就有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之类社会项目,在教育机会上给过去遭遇不公的群体适当补偿,弥补起初的不公造成的起点差异,让大家能在相同竞技场上展开竞争。

“农二代”该如何走出“命运的囚笼”

不过,“农二代”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环境的原因,妄自菲薄,心态不平,抱怨社会。奥巴马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提出了“命运的囚笼”一说。走出命运的囚笼,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获取各种技能,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要根据社会的需要衡量自己,不能以出身画地为牢。

而事实上,“农二代”也有其自己的优势,虽然这些优势未必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也未必被怀揣这些“宝器”的人善用。普渡大学克里斯汀·卢卡斯(Kristen Lucas)教授在“劳动阶层的希望”(The Working Class Promise: A Communicative Account of Mobility-based Ambivalences)中,提到了劳动阶层的子弟,在社会流动性上,也有很多其他人不具备的优势,比如为人谦恭、一流的职业道德、更有平等意识等。一旦农家子弟能走出小环境,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平台,在职场上,由于踏实、肯干,这个群体的人更容易出成绩。

此外,“农二代”从农村到城市,从个人的阅历上,经历了两个世界的转变。不少这样“跨界”的人,更具同情心和同理心,更有可能了解他人的处境。这也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技能。比如一个销售或者营销人员,如果没有能力“穿上他人的鞋子”走一走,只围绕着自己、自己的公司和产品,往往很难赢得客户的认同。超越自己,去感知他人心理,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技能。如果一个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同质的世界,反倒很难取得这种技能。

一些“农二代”在思维的习惯上,也有一些独到优势。很多农村子弟,被人评为“执拗”。换种角度考虑,他们其实是思维不轻易被他人成见所缚,对于世界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这种执拗,本属情商,也易造就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习惯继而能强化一个人在职场的流动能力。类似的品质还有很多,我只在此抛砖引玉。但是这品质是“潜质”,能否得到利用,要看各人是否有意识地去自我引导,自我调整。也要看教育者能否引导、激发。

总的来说,社会环境迈向机遇平等,是时代的潮流。但是没有必要等到那种机遇平等完全到来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愿各位农家子弟,继续保持当初的“执拗”,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未来会被命运之囚笼困死。也希望大家保持勤奋踏实、刻苦耐劳的品质。倘能这样,或可把起点的不公,化作最终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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