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政绩为摩天大楼的驱动力

2013年7月20日,远大集团投资兴建的一座名为“天空城市”的摩天大楼在长沙举办了基础部分的开工仪式。这座造价约90亿元的高楼计划在2014年1月完工。到那时,它的高度是838米,比现在的世界第一——迪拜的哈利法塔(BurjKhalifa)还高出10米,这也意味着其将成为新的世界第一高建筑。

假如远在迪拜的哈利法塔知道“天空城市”这个项目,那么其一定会长长舒一口气,渴望被尽快取代。因为当哈利法塔在2009年施工中超过台北的101大厦,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迎接它的不是荣耀,而是羞辱:它和世界上唯一的7星级酒店一起,见证了迪拜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当时,迪拜的房地产市场经过了6年的繁荣,在2008年达到顶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迪拜楼市泡沫破灭,房价到2009年已经下降了50%。在这个背景下,2009年11月26日,迪拜最大的国有投资公司——迪拜世界(DubaiWorld),提出延迟6个月支付260亿美元的债务。消息一出,世界股市大跌。迪拜世界,这个对阿联酋最重要的投资公司,当时负债590亿美元,占阿联酋800亿美元负债的四分之三,这是自2001年阿根廷债务重组以来最大的国家债务违约。

实际上,自从1887年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在纽约建成以来,几乎每次摩天大楼的修建过程和经济或金融泡沫的破灭都存在近乎诡异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纽约20世纪初的两座最高大楼,胜家大厦(Singer,187米)和大都会人寿保险(Metropolitan Life,247米),在见证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大恐慌后,于1908年和1909年分别完工;20年后,世界最高的三大建筑,华尔街40号(40 WallStreet,283米)、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319米)和帝国大厦(Empire State,443米),于1929-1931年间建成,见证了美国股市与楼市破灭以及经济大萧条;1973年建成的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526米)和1974年建成的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527米),见证了美国1970年代的滞涨;1997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建成的双子塔(Petronas Towers,452米),见证了马来西亚和周边国家的亚洲金融危机;台湾的台北101大厦(508米)是在高科技泡沫破灭后完成;迪拜的哈利法塔(828米),作为世界最高大楼,见证的是过去十年最大的国家债务违约。

为什么摩天大楼的修建常常和泡沫破灭联系在一起?因为制造这些世界高度的原因往往不是住房或办公室紧缺,而是信心爆棚;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在信贷宽松、资本市场和楼市高歌猛进时发生,所以世界高度常常是盲目投资的指标,预示着灾难。

不包括长沙的“天空城市”,现在世界上最高的十座摩天大楼中,中国大陆已经占了四座。在世界上正在动工的一百多座摩天大楼中,超过一半位于中国。更要命的是,根据巴克莱的研究,正在修建的摩天大楼中,超过80%发生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

实际上,在这些在建的摩天大楼后,都闪烁着地方政府的影子,“天空城市”也不例外。地方官员需要业绩,需要“世界第一”来为自己“增光添彩”。因此在这种政治目的的驱动下,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全国拔地而起。

当长沙“天空城市”动工的消息传来,网上流传的多是对建造技术的置疑,但一系列在经济上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世界第一高楼需要诞生在长沙这样一个远离金融中心的城市吗?在这个中国经济放缓、信贷增速减慢、债务风险加剧的时候,“天空城市”的前景如何呢?当政治目的成为兴建摩天大楼的驱动力时,经济效益多半会被忽视,那么这些摩天大楼会不会和前文中提到的那些地标性建筑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经济泡沫破裂的见证者呢?

或许,摩天大楼遍地开花的局面代表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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