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名东南亚偷渡者的深圳淘金

近日,记者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获悉,有“蛇头”大量组织、运送东南亚国家的偷渡者来深圳非法打工。非法雇用这些偷渡人员的企业,能用较低的报酬就雇到“老实听话、干活卖力、从不抱怨加班加点”的工人,且不用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所以愿意铤而走险。

一年时间千名偷渡者入深打工

2010年,“蛇头”赵保辉、LAMAS(无国籍人)等人谋划组织缅甸人偷渡打工。LAMAS利用其可以自由进出中缅边境、通晓当地语言的便利,在缅甸境内多次招募并带领当地居民通过翻山、过河等方式,避开边防检查站,进入我国云南省盈江县,并提供食宿。

偷渡者达到一定人数后,LAMAS安排他们统一乘车到昆明,再转乘同伙经营的长途大巴车到广东。司机将伪造的云南省户籍卡交给偷渡者,并告诫他们“遇到警察检查时,不要说缅甸话,只把户口本交上去就行。”当赵保辉联系好深圳、东莞等地的工厂后,再用虚假的户口登记卡、居民身份证等资料,把偷渡者伪装成“云南省少数民族”去打工。

“黑工”每人每月工资为1400元人民币,赵保辉从中提成200元,和LAMAS等人分。赵保辉供述称,他支付了LAMAS的报酬和“黑工”们偷渡的食宿路费共约34万元。一年多时间里,有近千名偷渡者被先后送至深圳打工。

2011年6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法院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赵保辉有期徒刑9年,判处LAMAS有期徒刑4年6个月。案发后,大部分偷渡者回到缅甸,但仍有61人滞留在深圳继续非法打工。

偷渡者想“淘金”实际却被骗

办案一线检察官告诉记者,这类偷渡犯罪多由犯罪团伙组织实施,从招募人员、偷越国境、长途运输,到介绍务工、日常监管、工资结算等,均有专人负责,分工明确,配合紧密,呈现出“一条龙”流水线的作业模式。而且,很多团伙是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员也时有涉案。

从深圳办理的案件看,偷渡打工者多数来自越南、缅甸等国家,以18~45岁的青壮年为主,均为初中以下学历,很多人是文盲,劳动技能水平较低。偷渡来深后多被安置在制鞋制袜、纸品加工、塑胶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里,在一线低端岗位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工资通常比同岗位的中国籍工人少1/3。

办案检察官称,犯罪团伙对偷渡者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并完全控制其劳动所得,在扣除偷渡费用和“抽成”后,才将剩余部分交给偷渡者。一名犯罪分子供述,其按每人每工作1小时“提成”3毛钱,案发时已提成3万多元人民币。

市检察院检察官、法学博士黄勇称,这些偷渡打工者在他们国家收入很低,深圳每月逾千元的收入是他们原有收入的几倍,足以诱使其冒险。而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用较低的工资就能雇到“老实听话、干活卖力、从不抱怨加班加点”的工人,且不用缴纳“五险一金”,这对部分挣扎在成本线上的企业颇具诱惑力。

抑制“黑工”需整治“用方市场”

2010年以来,市检察机关已对7名组织外籍人员偷渡入境非法打工的“蛇头”提起公诉,7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黄勇博士说,偷渡犯罪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继走私军火、毒品、色情行业、赌博之后的第五大国际性犯罪。2010年以来,市检察机关已对妨害国(边)境管理案件135名相关被告人提起公诉。

“此外偷渡犯罪容易随附滋生其他违法犯罪问题。”黄勇称,为隐瞒偷渡者身份,犯罪分子会伪造或购买伪造的户籍卡、身份证等公文证件;为逃避查缉,犯罪分子可能向边检、公安、劳动监察等部门的公职人员行贿;其获取的大量非法收益,可能涉及洗钱等问题;偷渡者如果不服从管理或企图逃跑,有可能会诱发强迫劳动、非法拘禁、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部分偷渡者迟迟领不到工资,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给社会安全留下诸多隐患。

针对外籍偷渡者到深圳非法打工的问题,黄勇博士认为除了要进一步强化打击偷渡犯罪的多地执法协作机制,还需整治“用方市场”。除加强对中小企业主的法制宣传外,工商、税务、劳动监察、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大日常稽查巡查力度,尤其是针对雇佣了不懂中文的工人的企业,缴纳“五险一金”人数和实际工人人数不符的企业,无证经营的小作坊、小企业等进行严格稽查。

这类偷渡犯罪多由犯罪团伙组织实施,从招募人员、偷越国境、长途运输,到介绍务工、日常监管、工资结算等,均有专人负责,分工明确,配合紧密,呈现出“一条龙”流水线的作业模式。而且,很多团伙是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员也时有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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