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公信力难题

沈阳小贩夏俊峰9月25日被执行死刑,在微博和微信群中激起轩然大波。我的一个朋友在其微信中就用激烈的语言说,“今天他们杀死了天下苍生,也泯灭了对底层民众的最后一点悲悯,他们杀死了自春秋先贤以来确立的所有良知,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很能代表多数公众对夏俊峰之死的看法。

对夏案人们有各种解读。然而,从民间的反响来看,夏之死无疑引爆了公众,不仅仅是底层民众,对政府和司法部门的怨气,随着夏的被“斩立决”,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公信力也随即在民众心里轰然坍塌。夏案从沈阳中院一审判决到现在,拖了两年多,人们一直在等待最高院在死刑复核时能够否决“死刑”,因为人们从内心认定,夏刺杀两城管,是在特定情景下的反抗行为,因此,希冀最高院能够考虑这种特殊情况,回应公众不判死刑的要求。但现在,愿望落空。

最高法的意见是,“夏俊峰罪行特别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从法律角度来说,最高法的说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种解释显然与公众对夏案的认知差距太大。这其中揭示了多种不相信,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法律、不相信专家,夏之死实则再次揭开了中国的公权力与公众之间紧张关系的伤疤。

舆论与执法者之间的信任鸿沟既是造成政府(广义而言)公信力虚弱的一个原因,也是其表现。对此,中国政府应该已有所意识,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的“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则间接承认了这一点。会议特别指出,“各级政府和部门都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在重要政策、法规出台后,应通过多种方式做好科学解读,让公众更好地知晓、理解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改革举措;对重要舆情和社会热点问题,应积极回应、解疑释惑,并注意把人民群众的期盼融入政府决策和工作之中。”

大体而言,导致政府公信力低下的因素有几个,包括政府的决策和公共政策不够公开透明,公众权益得不到保障落实,社会公平公正尚有欠缺;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行政行为和决策缺少法治化、民主化,一些政府人员在言行中表现蛮横,等等。因此,政府要重建公信力,修补失信的官民关系,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当务之急,是摆正政府与百姓关系,在日常治理中,学会“听”民众的需求和抱怨。其实这代表着一种执政姿态,如果政府还是高高在上,不愿走出庙堂去关组百姓的意见和要求乃至牢骚,官民间的紧张关系就很难消除。

当然“听”只是修复官民关系的起点。上述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的“政府还要学会做解释和说明工作”,实则是要有一个在政策议题上官民对话的机制。一项政策的制定、出台、实施是一个过程,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是一个过程,期间难免因各种因素而导致事情一波三折,结果与预期不符,甚至大相径庭,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政府学会对话。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回应公众的要求和疑问时,必须秉持诚实态度,如实向公众说明情况和问题,不能怕影响形象采取封闭做法,也不能互相推诿责任。如果涉及到执法行为,还要考量到法治与公众意志的兼容,既不枉法裁判,也不忽视公众意志。夏俊峰之死让公众产生的集体焦虑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上述两点是重塑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假如这两点都做不到,就很难指望政府的进一步行动。

但对于一个现代政府来说,要成为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解和具备现代文明的政治和行政伦理,知晓政府权力源自哪里,怎样行使权力,现代政府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如何处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等等。所以,依法行政、依法执政,透明、清廉、程序公开,严厉反腐,并使官员言行合乎行政伦理之要求就是题中之义。

依法是现代政府的“标签”,如果政府超越了法律的范畴,即使是为民众谋利,也会受到民众对其动机的质疑甚至问责。这也是让人们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并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体现政府的诚信的过程。目前中国的社会权大于法的现象很普遍。政府行政不是依据成文法律,而是按照内部文件甚至领导人的讲话和指示去做,而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却被受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这个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政府的决策及施政失去公正。当然,政府也就谈不上有公信力。

依法行政本身也包含着公开透明。但在尚不能完全做到依法行政的情况下,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对延续政府的公信力非常重要。理论上讲,封闭决策、暗箱操作也有可能会产生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或者政策,但这种方式严重依赖于决策者的道德自觉,而且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及信息的不完全也极可能会导致制度和政策出现偏差。而在现实中,有如此高蹈道德和理想情怀的决策者极其稀缺,大多数决策者都免不了有私心。

建立清廉政府在中国当前更有特殊的重要性。贪污腐败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不管制度如何完善,法律如何严密,总有它们规制不到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常常滋生腐败。但完善的法律和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腐败。中国当下的腐败已到非常严重之程度,虽然政府也在努力地反腐,但由于民众在反腐中的参与方式有限,似乎很难赢得百姓之心,若没有雷霆霹雳手段和约束权力的制度建设,是不足以挽回百姓对政府反腐之信心的。

当然,对政府的要求要实现,必然要适用于在官员身上。重建政府公信力,修复被政府自身破坏的官民关系,是中国政府在一个较长时期里需要优先处理的课题之一。本质上讲,它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民众可以切实监督政府,官员谦卑地行使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政府才能慢慢地重新获得人民对其执政行为的认可,这也关系着中国改革能否顺利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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