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移植的指控与辩解

一名中年女子举着写有“邪教法轮功”字眼的标牌,命令我离开香港会展中心外的人行道,她两眼圆睁,嘴唇夸张地上翘,透着鄙夷。会展中心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器官移植专家。

“走开!”她喊道。“你不是好人!”

8月18日,在香港举行的器官移植学会大会外,一名反对法轮功的示威者。法轮功学员也在举行自己的集会活动(背景深处)。

我的罪名?我先是对这位女子进行了采访,当时她和一个名为反邪教协会的组织站在一起。之后,她看到我又采访了另外一名女子,后者站在一群法轮功学员中,他们在进行相互对立的示威活动。法轮功是一种以冥想和锻炼为基础的灵修活动,在1999年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非法邪教,还有不少学员被抓了起来。反邪教协会称自己是一个民间团体,但它的目标却与中国政府的十分接近。

法轮功学员表示,这项活动被禁之后,许多学员在监禁期间被验了血型,有数以千计的人成为人体移植手术器官的秘密来源。对此,中国政府和反邪教协会予以否认。该协会网站上的信息显示,它宣传“儒家思想与科学”。

有关强制器官摘除的激烈争论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政府及其支持者和法轮功学员及调查人员之间,它已经持续了近15年。但是,当数百名世界一流器官移植医生——包括来自中国的——于本周聚集在香港,参加器官移植学会(Transplantation Society)两年一次的大会时,这个问题似乎比以往更容易引爆。或许是因为这个大会首次在中国的领土上举行,使这场争论更接近问题的本源了。

有关强制摘取器官的指控是“很荒唐的”,曾担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如今负责中国器官捐献系统改革的黄洁夫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中国政府表示,它从2015年开始已经将依赖死囚的系统转变为非囚犯自愿捐献的系统。

“我压力很大,”黄洁夫说起那些指控。“寝食难安。”

“有人胡乱猜测,说中国每年有10万例使用死囚器官进行的移植手术,”他接着讲道,这可能是把使用死囚器官和使用良心犯器官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一些调查人员和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从各个医院收集整理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至少有6万台器官移植手术,和官方公布的约1万台相比高出了五倍。而补足这个差额的,就是从良心犯身上强制摘除的器官。

2006年,戴维·马塔斯(David Matas)和戴维·基尔戈(David Kilgour)最早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道。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一间咖啡馆内,二人表示,他们很熟悉这种怀疑态度,乃至敌意,它不仅来自中国政府,也来自中国以外的许多地方,包括新闻媒体。(他们的著作《血腥摘取》[Bloody Harvest]的最新版已于今年出版,一同出版的还有伊桑·古特曼[Ethan Gutmann]的《杀戮》[The Slaughter]。)

他们同意,调查人员和法轮功学员举出的统计数据让人很难承受。而显然受害人已经死了,不能替自己说话。

“没有留名,也不能发声,”基尔戈说。他过去曾担任加拿大议会议员。

他们表示,许多法轮功学员带歇斯底里意味的言谈举止让人敬而远之,这种作风是这个话题的紧迫性产生的副作用,也与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种劈头盖脸式的宣传风格有关。

人权律师马塔斯说,“法轮功这个群体不看”人权组织的报告。“他们不讲人权那一套语言,他们是无组织的。所有人都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降低了他们的可信度,他说。

如果有一天,那些指控被证明是真的,就像针对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指控一样,那该怎么办?那时候中国政府会如何应对?

“他们可能会说这是一部分人的过失,是少数人的责任,”马塔斯说。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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